2018年2月11日，代小權被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無罪，當庭釋放。

沸沸揚揚的共青賽龍事件告一段落，很多謎團卻依然沒有解開。這家明星企業到底因何而死？巨額的財政資金最終流向了何方？代小權、詹政、前任地方領導，誰又該擔起主要責任？

經過1個月的追蹤梳理，野馬財經注意到，在這場籌謀與巧合并存的棋局之中，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目的和苦衷，但真正的受害者，只有納稅人。

前傳：誰的賽龍

在之前一系列的媒體報道中，代小權被冠以“深圳賽龍”創始人的頭銜，成立于1999年的賽龍，也被稱為“賽龍集團”。

其實，這段看似不重要的時間線，以及諸多差異細微的企業名稱背后，包含了一個并不簡單的故事。

彼時的深圳賽龍，只是中電賽龍的一個分公司

1999年，賽龍國際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合資成立中電賽龍，2003年，深圳賽龍成立。換句話說，，而“中國手機研發的旗幟性企業”、“全球最大的手機設計公司之一”、“客戶包括英特爾、飛利浦半導體、微軟、摩托羅拉、西門子、海爾等公司”這些令人羨艷的描述，也都屬于中電賽龍。

作為高管之一的代小權，自然也為公司的輝煌作出了貢獻，但危機隨之而來。

在產業升級等行業趨勢的逼迫下，西門子、飛利浦等公司相繼退出、剝離手機業務，中電賽龍大客戶流失嚴重，訂單大幅滑坡。再加上短時間的急速擴張使得資金鏈極度緊繃，2007年，中電賽龍難以為繼。

在這一情況下，原深圳賽龍聯合創始人李祝捷找來了徐小平等人的投資，和代小權一起拿下了深圳賽龍的控制權，并開始將公司朝著更加符合市場發展方向的主板乃至整機制造轉型。

不過，轉型需要投資，新成立的公司資金并不充裕。2011年在接受《第一財經周刊》采訪時，代小權自己亦坦言，當時(2007年剛成立)賽龍的狀況并不是很好，員工的工資幾乎已經到了發不出的地步。

憑借著在拉美市場的突破，深圳賽龍渡過了難關并站穩了腳跟，也開始拿到摩托羅拉的訂單

后來，，但真正建立自己的生產基地并迎來爆發式增長，還是始于與共青城的合作。

命運：企業利益與地方發展的偶合

共青城比深圳賽龍還要年輕，2010年才正式設市。對剛剛建立的共青城來說，招商引資被列為頭等大事。

當地給落戶企業開出的條件極其豐厚，這之中就包括共青賽龍。

為了吸引深圳賽龍投資，共青城在土地、稅收、融資等諸多方面都給予了優惠。

野馬財經(微信公號：ymcj8686)拿到的投資合同及一系列補充文件顯示，

上圖為招商引資部分優惠政策

共青城在前者獲得土地使用權后一個月內，一次性全額返還給共青賽龍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共青城還以優惠價格提供200畝商業用地，并同樣以企業技術扶持資金等方式，返還至少300萬元。

根據協議，代小權以4萬元/畝的價格拿到了500畝工業用地，而且出售這些土地獲得的資金，

企業所得稅由共青城市政府從專項資金中給予80%的獎勵扶持，之后5年減半扶持，高管則兩年內免征個稅。

雙方同時約定，共青賽龍投產3年內，

上圖為投資合同書補充協議

至于融資方面，共青賽龍則只需要注冊、開工，六個月之內就能拿到2億元財政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

從以上一系列的舉措可見招商引資其心之迫切，這些優惠政策，基本已經反映出了一個欠發達地區為了招商引資能給到的最大支持。

當地之所以會給出如此優厚的條件，自然是希望賽龍的進入能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投資合同書》中，也給出了“確保2012年產值達80億元，力爭破100億元”的期望。

項目失敗后的資金回收計劃以及對企業一方的硬性約束幾乎沒有，這也就為如今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筆。

然而，招商引資的迫切性，使共青城忽略了對風險的把控。所有的協議中，對于

轉折：成敗摩托羅拉

2010年9月，共青賽龍正式成立，代小權擔任董事長、首席執行官。

正如上文所述，2009年左右成功打入拉美市場的深圳賽龍獲得了摩托羅拉的青睞，并開始成為其重要的手機設計、研發、產品定義制造商。而生產工廠組建后，賽龍進一步切入摩托羅拉手機制造業務，公司也迎來了發展的高峰期。

上圖為共青城賽龍盈利狀況

2010年至2012年，共青賽龍分別實現營業收入3.53億元、10.88億元、20.17億元。雖然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但也的確為當地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并帶動了40多家企業落戶。

然而，黑天鵝突然降臨。

2012年，谷歌收購摩托羅拉，不久后宣布停止生產手機

，這對賽龍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更令代小權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公司很多銀行貸款抵押物為信用證及訂單，在大客戶丟失的情況下，銀行貸款隨之收緊，資金鏈進一步緊繃，瀕臨斷裂。

共青賽龍的危機與之前的中電賽龍幾乎如出一轍，不知道彼時的代小權心中作何感想。

擴張發展迅速、大客戶突然丟失，資金鏈陷入危機，

一方面，2013年5月24日，時任共青城市委書記李曉剛趕赴深圳參加推介會，宣傳著轄區的手機產業；另一方面，2012年8月17日，共青城政府讓財政管理投資公司（下稱“共青城財投”）借款4000萬元，用以解決共青賽龍流動性問題，2013年8月，又再度分兩次出資9000萬元支援共青賽龍。

與此同時，滿懷期望引入的明星企業卻突遭如此變故，共青城也隨即作出了反應。

上圖為2012年財政抄告單

2013年12月，熟悉金融、資本運作的江西財經大學金融系主任詹政，空降共青城副市長一職，著手處理共青賽龍相關事件。

為了更好地摸清狀況，2014年，第三方機構江西天華會計師事務所對深圳賽龍、共青城賽龍等公司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財務審計。

迷霧：財務數據因何變臉？

前文提及，2013年，共青賽龍突然出現業績變臉，巨虧4.01億元。對于其中原因，代小權一方表示，“貸款一停，當時前后9億人民幣的海外訂單無法完成，價值近5億人民幣的原材料癱瘓在廠房，資金鏈瞬間斷裂”。

不過，從野馬財經拿到的審計報告來看，事情似乎沒有如此簡單。

上圖為江西天華審計報告

一方面，共青城賽龍自己提供的2013年存貨數據(期末賬面數)為3.69億元，但江西天華的清查數僅有1.29億元，兩者相差2.4億元。且報告指出，形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在于“少結轉成本”。

“期末賬面數”為共青城賽龍提供2013年存貨相關數據，“清查數”為審計數據

良好的財務狀況，可以為公司爭取來更多的貸款和投資。

從會計角度來說，成本少結轉后，會使得利潤增多。而在這段時期，“賽龍系”的確從當地的銀行、財政管理投資公司等平臺，獲取了大量的資金，

上圖為共青賽龍借款明細

，即便按照共青賽龍3.69億元的數據，造成其利潤暴跌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對大客戶的依賴。

另一方面

對于2013年的存貨，共青賽龍計提了2.57億元的資產減值損失，主要來源即為跌價準備。

共青城高新區管委會一名負責人曾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倉庫里備的原材料大部分是摩托羅拉的，一旦訂單沒有了，原材料別的手機用不上。”

從事手機代工業務的黃先生向野馬財經進一步解釋，電腦、手機此類產品，很多品牌之間的零部件不能夠通用。按照一般情況，如果自己接不到摩托羅拉訂單了存貨還可以賣給別人，但摩托羅拉自己直接不做手機了，市場上相關的零部件基本就砸手里了。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對于摩托羅拉的過多依賴，導致了當其手機業務停止時，共青賽龍不僅營收由2012年的20.17億元大幅下滑至2013年的7.62億元，而且大量的原材料也因此沒有了價值。

失去大客戶之后，共青賽龍用來進行貸款抵押的信用證和訂單總金額減少，銀行進而選擇了收緊貸款。

正如前文所述，

追問：誰在抽血共青賽龍

至少有數億元的資金，通過各種項目下的關聯交易，進入了“賽龍系”其它公司中。

2.4億元存貨到底存不存在外人難以一探究竟。不過，進一步梳理共青城賽龍數年來的資金流向，可以看到

其中，截至2013年末，關聯方應收賬款0.51億元，預付款2.03億元;而與主營業務無關的關聯方其它應收款，更是高達3.44億元。

上圖為共青城賽龍其它應收賬款狀況一覽

上圖為共青城賽龍預付賬款狀況一覽

為何在貸款收緊的時候，那些被關聯方占用的資金不能及時收回呢？

更有意思的是，在應收與預付兩個項目下，竟然同時出現了深圳賽龍與香港賽龍兩家公司，且金額都較大。這是否意味著，在“賽龍系”的產業鏈布局中，所謂的“核心”企業共青城賽龍，反而在資金鏈上處于弱勢地位，且

對于共青賽龍業績變臉的原因與財務數據上存在的疑問，野馬財經(微信公號：ymcj8686)聯系了代小權律師，不過截至發稿，并未得到答案。

去年引爆共青城賽龍事件的鈦媒體相關負責人則對野馬財經表示，整個過程大概就是2013年遇到了摩托羅拉的困難，但是并非不可持續，其它單子繼續，且后來也依然拿到了華為的訂單。

后來沒有經過任何程序就剝奪了公司控制權和幾次錯綜復雜的重組，每次一重組都是一個故事，這些都不是幾個財務數據就能講清楚的。

其同時強調，2013年的數據意義不大，本來2013年就是轉折點，核心就是“斷貸”和“重組”。

幻象：“不該失敗”的重組

代小權律師曾經提到一個細節，關押期間，她去看代小權，個子不高的代小權從椅子上蹦起來，說“我來搞重組，早就成功了”。

然而，簡單梳理一下共青賽龍五次重組的情況，卻遠非如此簡單。

五次重組中的臺灣信億與內蒙發展（現“天首發展(6.490,-0.15,-2.26%)（000611.SZ）”），彼時的經營狀態都不算正常。

一方面，

從財務數據觀察，2012年至2015年，臺灣信億分別實現營業收入0.39億元、0.42億元、1.08億元、4.68億元;實現凈利潤-6559萬元、-82萬元、1884萬元、-2179萬元，以此實力想要入局體量更大的共青賽龍，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而內蒙發展，2015年1月15日，其發布重大事項停牌公告，代小權一方稱此次停牌是為了謀劃收購共青城相關事項，商談對象為內蒙發展實際控制人趙偉。

上圖截自內蒙發展相關公告

趙偉本人也在1月20日即辭去了董事長一職，之后又辭去了公司全部職務，且一度被新疆鐵路檢察院刑事拘留。

然而這段時間，內蒙發展正陷與中鐵物資集團新疆有限公司的經濟糾紛，公司高層動蕩不安，財務總監、董事、監事等人相繼辭職。

重組的方案也是爭議焦點。

另一方面，

諸多重組方案，都并非直接注資共青賽龍，而是以成立合資公司等方式實現。

無論是信億還是國內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重組時看上的都只是深圳賽龍的設計研發能力，并非共青賽龍這個負債累累且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加工廠。所以代小權一方給出的

上圖為內蒙發展相關公告，2015年1月15日重組對象并非共青賽龍

代小權等人設計的方案中屬于共青城政府的權利被打折，代小權自己的利益卻被放大，“這樣的方案我能同意么，我要股是為我自己要么？”

從內蒙發展的公告亦可以看出，方案對象同樣不是共青賽龍。也正是在這次重組之中，發生了詹政索要股權一事。對于這一說法，此前詹政亦曾表示，

基于當年招商引資方案，使得一系列操作后，“賽龍系”的負債大都留在了共青賽龍，如果不能將之盤活，政府財政資金依舊存在極大無法回收的風險。無論是從道義還是政績層面考慮，這對本就為處理共青賽龍爛攤子而來的詹政來說，顯然都無法接受。

至于同洲電子(4.310,0.00,0.00%)，事情更加詭異。

事實上，此次重組是離成功最近的一次，除了代小權一方的利益，也對共青賽龍負債的處置給出了明確且可執行的方案，這正是詹政所說“同洲電子1.5億元到位之后，我就離開了”的根本原因。

這1.5億元通過層層操作，其實又回到了袁明自己手中，正因如此，本次重組最終也夭折了。

完成使命的詹政離開之后，卻突然發生了1.5億元不知所蹤的情況，同洲電子(002052.SZ)原董事長袁明甚至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對于這一舉措，操盤人周銘磊及重組擬注入資產之一北京軟財富律師韓瑞軒皆表示，

當然，最終的真相如何還有待相關部門的進一步調查，但對熟悉資本市場的朋友而言，袁明這個名字應該不算陌生。2017年，因“爆倉式賣殼”套現24億元后，袁明曾在機場被債權人圍堵。

除了代小權、詹政二人之外，黃斌、周銘磊、趙偉、袁明等事件每一個細節的的參與方都有著自己的小算盤。

共青賽龍背后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復雜，也正是因為

金錢、道義、政績、悲情……相互交織，紛繁復雜。

重組有不同的主導情況，也有被人做局的情況，但依然是看重其（賽龍）價值才會有重組。

上述鈦媒體負責人則表示，

反思：無罪的代小權與詹政的悲哀

“賽龍系”背后，依舊有很多謎團等待解開，但復盤整個事件，不由得讓人想到了同時期的尚德和賽維。

2012年，尚德崩塌前夕，當國開行提出用全部個人資產做擔保，為尚德爭取新的銀行貸款時，施正榮選擇了拒絕;他同時拒絕的，還有來自無錫市政府希望他退出在尚德的個人股份，以讓無錫國聯接盤的設想。

2012年，賽維崩塌前夕，江西省新余市政府為救賽維，砸下了2293萬美元;2015年，江西省政府更是牽頭設立20億元的維穩基金，專項用于紓緩賽維資金鏈。但賽維最終還是倒下了，留下百億元的窟窿之后，彭小峰很快重燃了激情，繼續創業，綠能寶橫空出世，如今又陷入兌付危機。

2012年，賽龍崩塌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