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在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穩與進 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主題會議上，與會嘉賓紛紛表示，面對當下全球能源與糧食危機、高通脹下緊縮貨幣政策影響等多重挑戰，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是實現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完善支持政策

近年來，綠色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鮮明成色。數據顯示，過去十年，我國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GDP增長，能耗強度累計下降26%以上，主要資源產出率提高約58%，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4.4%。2021年，我國清潔能源消費占比達到25.5%，比2012年提升11個百分點。綠色消費規模逐步擴大，2021年新能源汽車銷量世界第一。

“綠色低碳發展是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尹艷林表示，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離不開政策保障。要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加大對綠色低碳產品、技術等支持。積極推行綠色產品政府采購制度，推進綠色稅制改革。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可以有力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在純公共性和純經濟性領域中可以分別發揮財政、金融政策的主導作用，而在公共性和半經濟性混合領域要組合使用財政金融政策。比如，發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綠色低碳項目、綠色金改試驗區等。其中，綠色政府債券是財政金融政策共同發力的重要結合點。

多方力量結合

要靠怎樣的手段應對氣候變化，從而實現減排和凈零排放?

針對這個問題，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歸納討論了目前幾種主要手段后表示，“總的來說，政府、市場和企業幾方面的力量可以相互結合、多多益善，但需要對每一種辦法的利弊、可行性有一個清晰認識。”

尹艷林表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需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如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擴大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融資規模，發展綠色基金;引導銀行保險機構規范發展綠色消費金融，依法依規推行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規范發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綠色低碳項目投資建設運營;完善差別化電價政策等。

“市場的辦法，就是強調激勵機制的重要性，即獎懲的重要性。激勵措施連接著碳配額，碳配額連接著碳排放市場以及自愿減排的碳市場，激勵機制能夠引導未來大量投資。”周小川介紹道。

王信認為，我國已經建立了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目前運行平穩有序，交易價格穩中有升。未來，要在強化減排約束、豐富碳市場參與主體、創新碳金融產品工具等方面進一步推動我國碳市場建設。同時也要深入研究我國開征碳稅的可行性，與碳市場形成互補。

農業銀行副行長張旭光表示，農業銀行在綠色信貸領域的貸款已超2.6萬億元，清潔能源的貸款已超過6000億元，其中縣域綠色信貸余額突破1萬億元。該行同時也積極探索高端行業轉型發展的金融支持路徑，完善氣候風險的管理工具，開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評估防范碳排放等因素對資產質量的影響，對破壞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客戶和項目實施“一票否決”。

發揮領導作用

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是目前世界普遍面臨資金供求矛盾突出、分布不均衡、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難以權衡取舍的問題，并且在國際社會上，不同國家及其不同部門在氣候治理責任分擔上存在分歧。

歐洲50人集團主席、法國經濟財政部原部長埃德蒙·阿爾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認為，目前國際上化石燃料需求強勁、價格一路高歌，向低碳轉型提出了挑戰。“這意味著綠色低碳發展一方面要在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加大投資，另一方面必須加大對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的力度。”他說。

保爾森基金會副主席兼總裁戴青麗(Deborah LEHR)指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綠色投資原則為負責任的海外投資建立了框架。中國已經成長為綠色金融領域的領導者，比如共同主持了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并且中國還在綠色金融系統網絡下，領導進行評估金融穩定的生物多樣性風險的工作。

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原主席阿代爾·特納(Lord Adair TURNER)表示，希望中國能更多投資電力系統和能源系統，在水泥、鋼鐵方面進行綠色能源轉型。同時，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需要提供機會讓國際資本進入，支持綠色發展。(實習記者 杜肖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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