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的從業人員大多來自文博或者歷史專業，但科技公司的人才往往是相關技術專業出身。如果要建設數字博物館，就需要雙方的合力，但他們在合作中往往由于對數字文博等的理解不同產生矛盾。只有培養出既了解博物館業務又擁有技術能力的人才，這方面的難題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您可以回頭，看看‘欽天監’的全貌。如果不恐高，到下一個場景可以看看腳下的地球。”3月14日，在位于國家圖書館總館南區的國家典籍博物館四層的虛擬現實（VR）設備互動區，工作人員正在指導一位頭戴PICO VR一體機的觀眾體驗該館推出的《古籍尋游記》項目。

現場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古籍尋游記》是由國家典籍博物館聯合字節跳動公益共同開發的古籍活化項目，與該館正在開展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內容緊密相關。憑借虛擬現實技術，觀眾可以“穿越”到古籍問世的年代，直觀地了解古籍內容及其歷史價值。

(資料圖)

近年來，以虛擬現實、數字展廳、智慧講解等應用為代表的新技術在博物館當中得到了越來越廣的應用。今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組織完成了《北京博物館之城建設發展規劃 （2023—2035）》（征求意見稿）。該規劃指出，北京市將鼓勵應用科技賦能，提供智慧導覽、數字人講解等沉浸式新型互動體驗。推動一批創新示范的智慧應用落地，引領京津冀地區博物館高科技創新發展，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在博物館的未來發展規劃當中，“科技”已然成了關鍵詞之一。

但是，新技術的應用并不總是一帆風順，其推廣過程中也會遇到不少阻礙。科技與文博的聯動對許多參與者而言，既是曲折經歷也是美好憧憬。

虛擬現實技術試水文博漸入佳境

“其實在所謂的VR元年，也就是在2016年前后，一些博物館就開始探索應用虛擬現實技術的可能性了。”來自智能穿戴設備品牌PICO的陸玖（化名）說。

陸玖是《古籍尋游記》制作團隊的負責人，他在虛擬現實技術相關領域已有多年的工作經歷。陸玖回憶說，虛擬現實技術與博物館的聯動很早就開始了，例如日本某自然博物館曾借助虛擬現實技術讓觀眾“親歷”自然災難。但此類應用十分小眾，彼時談不上流行。

2021年，陸玖所在的團隊與大英博物館合作，推出了一個可以讓觀眾參觀巴西原住民生活場景的虛擬現實應用。但虛擬現實應用開發有難度，相關設備在文博界的推廣程度也有限，這些因素制約著虛擬現實技術在博物館中的應用。

“今年在國家典籍博物館上線的《古籍尋游記》創新度很高，提供了4個包含大量互動元素的故事供觀眾體驗。觀眾可以‘穿越’成為漢代士卒、民國考古學家等角色，了解古籍背后的歷史背景等知識。這類畫面精致、互動元素豐富的虛擬現實應用在博物館界還不多見，因此我們的體驗項目受到了觀眾的歡迎。”陸玖觀察到，《古籍尋游記》體驗區的觀眾接待量每周末都會爆滿。

陸玖表示，與博物館合作的文博項目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專業性要求高。肩負科普職能的博物館相關場景必須做到嚴謹求實。為了做好《古籍尋游記》，陸玖團隊同相關領域專家進行了大量溝通，在建筑環境、人物服裝、背景知識等方面做到了考究，最終以互動場景的形式呈現出來。

“對于我們團隊來說，這是在文博領域的一次重要嘗試。發現觀眾接受度很高之后，我們也提振了信心，有了經驗。虛擬現實技術在博物館的‘試水’很成功，我相信接下來會越來越好。”陸玖說。

數字資源大批量制作依舊面臨挑戰

在《古籍尋游記》為博物館展覽增添熱度的同時，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專業人士提醒，個別項目的成功并不代表數字博物館已經建成，“應用了數字技術的博物館”不等于“數字博物館”。事實上，我國數字文博建設依然面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挑戰。

國家圖書館展覽部主任、研究館員、“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執行策展人顧恒在數字文博領域有多年從業與研究經驗。他指出，隨著多種技術的涌現和進步，現階段人們對數字博物館的定義逐漸明確為實體博物館的數字孿生，也就是把整個實體博物館投射到虛擬空間當中，實現從線下到線上的“搬家”。

但是，距離實現這個目標，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結合工作經歷，顧恒認為，數字資源開發困難是數字博物館建設遇到的首要難題。

“想要打造一個數字博物館，需要大量的數字資源。例如數字化的虛擬文物以及關于文物的各類視頻、音頻信息等。但是，這些數字資源的大批量制作可能會受限于博物館管理者對技術的理解。安全性、資金支持等多方面因素也對數字資源開發造成了制約。”顧恒直言。

顧恒解釋道，在博物館的日常運營當中，一些管理者可能會認為保管數字資源比實體文物更加困難。數據資源存在被盜取的風險，在數字化過程中，文物也有可能遭到損壞，面臨這些風險，一些博物館資源管理者可能會選擇把文物“捂住”，以確保安全。此外，博物館的經費一般用于基礎或常規運營，因此數字博物館建設往往缺乏經費支持。

補齊短板需復合型人才牽手先進技術

除了缺乏資源，缺乏復合型人才也是數字博物館建設面臨的障礙之一。顧恒分析，博物館的從業人員大多來自文博或者歷史專業，但科技公司的人才往往是相關技術專業出身。如果要建設數字博物館，就需要雙方的合力，但他們在合作中往往由于對數字文博等的理解不同產生矛盾。只有培養出既了解博物館業務又擁有技術能力的人才，這方面的難題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還有一個困難是，數字博物館領域出現過很多低水平案例，影響了相關方向發展，技術水平不足是造成這些案例的根本原因之一。”

顧恒表示，某些科技公司曾對低技術項目開展過度營銷，吸引一些不了解技術的博物館管理者投入經費和人力，最終產生了一批質量乏善可陳的數字資源。這些低質量資源不僅無法滿足公眾的需求，還打擊到了相關從業者的信心，給數字博物館建設帶來更多阻礙。

如何破解數字博物館建設中可能面臨的阻礙？顧恒從管理的角度給出了建議。

“我認為可以由博物館的管理者掛帥，協調統籌項目實施；由既懂技術又在博物館工作多年的專家牽頭；由博物館的相關專業人才組成復合型全流程專業團隊；由具備先進技術的高新技術企業負責實施。相關經費則通過社會投資、公益募集、國家專項等多種方式籌措。把管理、資源、人才、技術方面的短板補齊，數字博物館才有可能建設成功。”顧恒說。

“依靠這些舉措，從根本上解決前面提出的問題，才能確保文博系統在數字中國建設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顧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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