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字技術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治理越來越成為創新社會治理模式、提升城鄉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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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2023未來城市·杭州論壇”在杭州舉行，論壇聚焦“治理·融合：數字治理視角下的未來城鄉關系”，探討數字治理推動城鄉高質量發展的創新之道，以促進城鄉治理向著數字化、智能化、精細化發展。

推動數治城鄉

對于智慧城市的生成與構成，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在主旨演講中介紹了智慧城市建設的三大困境與三種“生成”機制，智慧城市應是“構成”與“生成”有機融合的系統；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設中，要堅持為人民服務，聚焦“四梁八柱”提供公共品。

仇保興認為，城市由“生成”力量和“構成”力量互相組合而成。智慧城市的建設，不能片面地依賴“構成”而忽視了“生成”，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是實現智慧城市的手段而并非目標，同時也需要厘清智慧城市中商業品和公共品之間的區別。

他表示，智慧城市作為高技術平臺，也是科技發展不確定性最大的新領域，必須要用第三代的系統而不是停留在控制論、信息論等老的系統論的基礎上，應該用復雜適應理論（CAS）發揮主體的三大新機制（即：積木、內部模型、標識），只有主體的發揮，“生成”才能涌現出力量。而且，無論是核心的還是基本的智慧城市的公共品，都必須注重“生成機制”的應用。

他建議，政府要和IT企業溝通，政府更關注的是智慧城市的公共品。智慧城市的公共品一旦完善了以后，可以為龐雜、日新月異的各種各樣的智慧城市的商務品的涌現提供平臺。

在數字化推動城鄉均衡發展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數治城鄉專委會副主任委員陸軍表示，城鄉關系未來可能會形成逆差序格局，數字化可以通過五大機制加速這一進程。這五大機制包括了公共服務精準的匹配、生產要素的實時分享、數字技術、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以及彌合城鄉文化斷層。

同時，他也提出，在這個推進過程中面臨著四大挑戰，包括：城鄉數治依賴數字經濟和數據要素基礎設施與制度體系的完善；新型數據財政工具面臨基于地理空間的傳統財稅體系制約；城鄉數治需要價格、績效和財力多元機制的結構性耦合；城鄉數治將面對團體格局和局部斑塊等空間失衡的挑戰。

陸軍也提出了關于數字化技術應用的背景適用性問題的思考。他表示，數字化工具的運用，有它的環境、土壤、系統、氣候以及天時地利。真正的逆差序格局、城鄉均衡發展，除了需要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也需要有一個著名的國際化的中心城市的再組織，可能同時還有一個基于城市打造它的自組織的分工體系。

產學研合作如何展開？

數字化技術如何賦能城鄉治理、推動產學研合作？遇到的瓶頸問題是什么？

在主題為“數治城鄉中的產學研合作”圓桌論壇中，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浙江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院長張蔚文從自身在數治城鄉產學研合作中的經驗出發，從合作目標、數據認知以及數據安全三個維度歸納了產學研成功合作的要素。

張蔚文表示，城市的高質量發展產生溢出效應，帶動鄉村實現城鄉融合，數字化大潮下，產業研的落地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頸，例如，研究數據的獲取難度、對于市場的認知差異等。她也分享了應對挑戰的幾點做法，包括建立互相的信任機制，推動實現雙贏，同時通過數字化賦能，提高數據挖掘的效能、降低成本。

人工智能從深度學習技術發展到如今的大模型技術，核心是有一個標準的數據，不管產業界、學術界還是其他領域，都可以基于公開的數據集，發揮各自領域的優勢進行技術突破，這是非常關鍵的。對此，阿里巴巴達摩院城市大腦實驗室資深算法專家鄧兵提出，我們需要標準統一、公開、大規模、多模態的數據，“很重要的一點，這個數據是要公開開源的，這是我們產學研最重要的一點?！?/p>

他表示，針對未來城市的核心關鍵問題，持續建立標準、逐步積累海量的公開數據供產學研各領域研究，非常關鍵。他建議在符合數據安全、脫敏要求下，技術企業可以貢獻各自領域的數據用于產學研各領域，發揮價值。同時，大量城鄉治理有著各種不同的需求，這也需要建立一套統一的機制，然后在這套機制上各領域可以百花齊放。在如今大模型范式下，今后的趨勢是各個領域將會融合起來。

對于數字融合的過程中涉及到的數據安全、數據價值等問題，中國移動（浙江）創新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聯合實驗室副主任王曉亮表示，要突破這個瓶頸，還是要讓數據安全的規則、數據價值的體系更加顯性化、明確化，這樣大家可以更大膽地往前走。

浙江大學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數治城鄉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張遠景認為，我們的區域性差異尤其是南北差異、城鄉差異非常明顯，未來在產學研過程中，包括轉化的過程中，“數治”一定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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