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周刊 本刊編輯部 | 李健

編者按

(相關資料圖)

作為投資大師大衛·史文森的門徒，門徒合伙基金公司總裁泰德·西德斯在過去25年的投資歷程中秉持了史文森偏重權益、全球化、多樣化和資產配置的理念，而這種理念在當下的全球主要市場中顯得十分珍貴。

西德斯在中美兩個市場均有“下注”，在他看來，全球經濟一體化未來依然值得期待。在今年以來的中美兩大市場調整過程中，西德斯持續買入美股小盤股，盡管小盤股表現不佳，但他仍堅持買入策略，也堅信小盤股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領域。

對于中國市場，西德斯建議投資人買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數型基金，也即整體買入A股。

至于市場擔憂的外資撤離A股市場，根據他的觀察，大資金其實沒什么動靜，中國的管理模式非常奏效。他提醒說，還是要堅持長期投資，就像經營一門好生意，只有充滿興趣、熱情且敢于不懈追求，那么變得富有的概率就很大。“投資者需要有長遠眼光，投資最重要的原則并未真正改變。”

泰德·西德斯還是應戰巴菲特“十年賭約”的基金經理，曾與巴菲特有連續多年的互動。他發現，優秀基金經理在遭遇業績不佳的時候有一種類似的素質，就是在“困境時間”的黑色幽默，“如果你無法開懷大笑，那就太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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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結緣大衛·史文森

史文森若面對今天的市場，會采取積極平衡配置的策略

《紅周刊》：我們從您的投資生涯開始談起吧。您是什么時候對投資產生興趣的？

泰德·西德斯：我父親是一位醫生，他閑暇的時候經常在電視上看滾動的股票價格，我當時還不知道投資是怎么回事，但電視主持人和我父親都對一條彎彎曲曲的曲線極度感興趣，這一幕引起了我的注意。

直到在耶魯上大學，我開始接觸投資知識，興趣也越來越濃，后來被大衛·史文森選到耶魯投資辦公室，在那里工作了5年。這成為我投資工作的起點。

《紅周刊》：1992年您從耶魯畢業，然后順利地加入了耶魯投資辦公室。我們知道，大衛·史文森和迪安·高橋非常善于挑選人才，而且每年只聘用一個畢業生。當初為什么選中您？

泰德·西德斯：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1992年大學畢業，被大衛選到耶魯投資辦公室，在今天聽起來，這好像是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但坦白地說，1992年他剛進耶魯7年左右，沒有人知道大衛·史文森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認為，他給我這個機會，更多是因為性格和文化背景相契合，這也是他招募耶魯大學學生的原因，因為大家在學術技能、聰明程度、性格和內驅力方面有一些共性。

此外，大衛采取的是一種家族辦公室模式的投資機構，那里是一個既友善且有趣的地方，我們為了獲得長期成功而共同奮斗。對于為何能夠面試成功，實話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可能是面試時覺得我相比其他人更有眼緣。

《紅周刊》：您那幾年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泰德·西德斯：我在耶魯投資辦公室工作了5年，當時在投資委員會辦公室工作，那是一個決策小組。我加入的時候，大衛為我辦了一個有趣的歡迎會，很像讀書時我們常舉行的派對，沒什么拘束感，我們玩得很開心。

而就在這場歡迎會進入尾聲，大衛給我列出了所有投資備忘錄的清單，我當時被這幾十頁的清單驚呆了。這是一篇5年（期）投資建議，但這一兩千字的文章只是目錄，我需要把所有這些材料收集起來。

當時我還是個大三學生，我想要認真工作，全力支持他們的投資決策。所以我努力完成這些材料的搜集整理，而這個搜集材料的過程給予我深刻的學習體驗。

《紅周刊》：耶魯投資辦公室的工作方法非常嚴格，同時也非常寶貴。

泰德·西德斯：作為投資者，大衛非常有天分，其中之一就是獨創了一套哲學體系，這是一套關于他如何看待投資世界運行的看法與準則，而且需要相當嚴謹的態度去執行這套準則。

它包括了各項資產和各個市場間的動態平衡，投資人需要關注市場波動，并逼迫自己在獲得高收益的資產上減倉，在還沒有表現的資產上加倉，以保證每項資產在組合中的占比是恒定的。由于這樣的操作并不容易做到，所以它看上去異常苛刻。

當然，這并不是意味著我們每天在嚴苛且艱難的環境中工作，耶魯投資辦公室的氛圍是很開放而且協調的。

《紅周刊》：就耶魯投資辦公室對價值型基金的一些偏見，可否舉個例子？

泰德·西德斯：這種偏見存在了10年，尤其在最近幾年表現尤為明顯。在美國市場上，我們將股票劃分為不同風格，比如價值股、小盤股和高質量股。很多基金專注于價值股，而另一些專注于小盤股。

早在30年前，大衛就思考過這些不同的風格，只是當時并未將這些做明確劃分。如果你關注行為金融學的研究就會知道，某些風格表現出色是由投資者的行為偏差引起的，行為金融學告訴我們，成長股表現好背后是有合理原因的。

大衛的另一個驚人天賦是，他每天在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思考，思考的是一個長達數百年的投資周期。所以當某一天市場下跌5%、10%甚至20%，他并不在意，因為這不會影響長達數百年的投資。

小盤股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色，耶魯大學也投資了小盤股上百年（編者注：與美國市值領先的互聯網科技公司相比，美國小盤股中大部分是價值股，某種程度可代指價值股）。

因此，耶魯實際上對于成長股（以及上漲的合理性）的偏見持續了很長時間。但耶魯不會改變。即便某一天有一份研究證明，目前漲勢良好的價值風格將會發生切換，耶魯最好改變他們的投資組合，但他們仍會數十年如一日的選擇堅守。

《紅周刊》：今年以來，美股市場出現大跌，隨后出現一波強勁反彈。如果是大衛，他會做怎樣的應對？

泰德·西德斯：在耶魯時我們常拷問自己，如果是大衛，他會說什么，他會做什么？

他去年（5月5日）不幸離開人世，所以這個問題不再有標準答案了。但我相信，他還會遵循一直以來制定的嚴格規則，在相關性極弱的不同市場，如美股與國際股票，或者中國股票與國際股票之間，購買大量的低估值資產，同時出售快速上漲的資產。

在市場發生變化的時候，他會積極地尋找平衡的配置，以實現長期目標。

與巴菲特“十年賭約”反思

對沖基金輸在超低利率環境

《紅周刊》：2005年巴菲特發出一個關于“主動管理和被動管理”的賭約（后在2007年底公布賭約內容，即2008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的十年間，若以費后收益作為衡量標準，標準普爾500指數的表現將超過對沖基金的基金組合表現，賭注50萬美元）后，一年多時間里無人應戰，直到2007年《財富》雜志公布了您的名字。當時。您認為主動管理能夠勝出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市場會下行”。這個判斷沒有錯，因為2008年金融市場發生了什么我們都知道了，但在十年賭約中，你輸掉了比賽。愿意再聊聊這場賭約嗎？

泰德·西德斯：當然，賭約是個有趣的話題。尤其在目前的環境下，主動和被動的選擇，是市場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沃倫的觀點是，由于人們向基金經理支付了昂貴的費用，所以當許多這樣的基金經理組合在一起，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他們會輸給市場。

實際上，對沖基金和股票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樣東西，這就像是把蘋果和橘子放在一起做比較。沃倫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差異，他認為，在管理費較高的情況下，持有市場的整體指數就會獲勝。我的觀點與他不同，我認為這個差別不僅在于費用，而在于基金經理和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基金經理有決策、體系和風格等一系列科學和藝術相融合的操作。

我應戰沃倫的賭約時已經是2007年，當時市場價格很高，我認為，對沖基金應該做得更好。就像您提到的，我的預測在短期內是正確的，但在整個2008～2017年的10年間，情況不總像開始時那樣。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美聯儲發揮了作用，為了挽救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他們啟動量化寬松，釋放了天量流動性。所以在后面八年半的時間里，美國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主要經濟體之一，可以說，在那10年里，市場從平穩走向了繁榮。

對沖基金經理做了他們應該做的，只是他們做的比我想象的糟糕一點。因為對于對沖基金的回報率來說，名義利率至關重要。如果利率是6%，那么投資人會獲得4%～5%的賣空返還，但當利率是零時，收益率就跟隨利率降為了零。所以超出預期的低利率環境，是對沖基金經理回報跑輸市場的一個主要原因。

《紅周刊》：巴菲特曾多次提到這場賭約，似乎他從中得到了很多樂趣。您一共見過幾次巴菲特？

泰德·西德斯：我幾乎每年都會和沃倫共進一次晚餐，他始終堅持他的判斷，然而在最終結果出來之前，我也并不認為自己一定會輸。

我們這樣的討論大概進行了8次、9次或是10次。沃倫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在飯局上談生意，談內布拉斯加州的足球隊，談撲克，他什么都談，和他一起吃晚餐非常有趣。

每一次和沃倫吃飯，我都會帶一位我覺得他可能會感興趣的朋友一起參加。有一年，我和沃倫、沃倫的助理托德·庫姆斯（Todd Combs）和泰德·韋斯勒（Ted Weschler）約好一起共進晚餐。赴約之前，我邀請了我的好朋友史蒂夫·加爾布雷斯（Steve Galbraith）一起參加，他曾經是摩根士丹利全球戰略投資主管。

由于史蒂夫與先鋒領航的創始人約翰·博格是好友，所以席間沃倫和史蒂夫聊起了約翰和先鋒領航，并問史蒂夫，可否邀請約翰來參加一次伯克希爾股東會？

后來史蒂夫告訴約翰和約翰的妻子，沃倫邀請他們。他們本來要參加一個飯局，但聽到是沃倫的邀請，于是推了飯局，飛去了奧馬哈。這是在約翰去世前一年發生的事，而且在那年的伯克希爾股東會上，約翰的魅力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參會者。沃倫后來說，約翰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紅周刊》：他每天跳著踢踏舞去上班嗎？

泰德·西德斯：是的。他仍然每天堅持工作，他說工作就像打開了跳舞開關，他熱愛他所做的一切，我認為，他一定每天都待在他的辦公室里。

A股市場對主動管理資金友好

主流外資并未撤出中國市場

《紅周刊》：如果這個賭約發生在A股市場，我想主動管理應該能夠勝出，因為從2008年到2017年A股整體下跌了37%。這是否表明主動管理很適合A股市場？您怎么看A股市場的機會？

泰德·西德斯：我不熟悉A股的結構，或許買一只A股指數基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覺得，巴菲特也會給出同樣的建議。他會說，如果A股市場有很多充滿智慧的玩家，你可以買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數基金，做一個市場的整體買入。

由于不同的指數編制方式有很大不同，以標普500指數為例，五大科技股占指數份額的30%~40%。所以當你研究在美股市場中如何戰勝指數時，你要考慮能否選出打敗那五家科技公司的股票。

大部分新興市場和美股的這個特征相似，由于市場體量較小，所以股票指數可能由極少數公司主導。不過，中國市場的體量比一般新興市場大得多，這也就意味著，主動管理可能有很多的機會，當研究清楚行業的集中度等問題后，基金經理有機會獲得超越指數基金的收益。

《紅周刊》：大衛·史文森在《機構投資的創新之路》這本書中引用了一個數據：20世紀初的36個證券交易所中，有一多半股市遭受過嚴重的交易中斷——多半因為國有化和戰爭。而且在100年后，有15個市場仍然是新興市場。您怎么看新興市場的配置價值？

泰德·西德斯：我們必須關注歷史，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長周期內，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都出現了一段動蕩時期。對于我們這些美國投資者來說，尤其需要保持謹慎，因為美國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了。

新興市場發生這種風險的概率更高，補償風險也需要更高的回報。不過，與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相比，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在新興市場看到更高的回報率了。因此，除了中國這樣的大市場外，機構還應該做一些前瞻性思考，是否需要投資其他新興市場？在那里，災難性損失的風險看起來更高，而且尚不明晰。

其實，這些都是投資者經常遇到的問題。我目前的觀點是，投資要有長遠眼光。我持有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的資產，因為我堅信多樣化可以帶來優勢和收益。

投資者發出這樣的質疑，通常是在新興市場表現不佳的時候，但從長期角度看，這是更好機會即將出現的時候。

《紅周刊》：市場有觀點認為，有很多資金正在從中國市場撤離，中國資本市場的估值也回落到歷史低位。這會是一個較好的布局機會嗎？

泰德·西德斯：當然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我的意思是，那些正在考慮減少中國資產風險敞口的投資者，應該把更多擔憂放在地緣政治風險上，而不是企業經營的風險。

在中國，過去20年間，其獨特的管理模式非常有效。但當一年前政府監管課外培訓行業，或對互聯網公司進行監管時，對于西方投資者來說，這些是令人擔憂的事情，因為股東的收益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一直以來都采用這樣的方式，所以其實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它們會提高人們對風險的關注，有人會說，“哇，這些風險比我想象的更高。”

只是，對于機構來說，它們需要調整之前的投資方式，因為當一個市場變成高風險市場之后，它有潛力提供更高的回報。所以雖然我們看到很多新聞報道說有投資者離開中國市場，但大量資金仍沒什么動靜。

美國小盤股估值非常低

或是增加投資的絕好機會

《紅周刊》：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了巨震。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構建一個投資組合，能夠在長期內獲得成功？

泰德·西德斯：我們也正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希望構建一個全新、有價值的投資組合，能夠在未來取得勝利。

雖然這件事情看起來很復雜，但在長期與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學到的一點是，投資最重要的原則并未真正改變。我們永遠需要考量多元化并重視長期性，這在面向未來的投資組合中必須占有一席之地。

《紅周刊》：隨著全球經濟融合，使得各國股市、各項資產的回報率逐漸趨同。所以分散化的作用是否在打折扣？

泰德·西德斯：是的，我們看到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金融資產的相關性變得越來越強。在多元化的收益公式中，長期來看，確實呈現出各國回報率逐漸趨同的走勢。

在過去10年中，從一級市場到二級市場，從與公司基本面相關的資產到公司的其他資產，都呈現出收益率逐漸趨同的走勢。能源能否走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獨立行情，目前還是未知數，但從過去幾十年森林資源的投資回報率走勢來看，自然資源的回報最終也會趨于平均值。

不過，這個過程相當漫長，雖然相關系數越小在多元化中的獲益越多，但只要系數小于1，我們仍然可以從多樣化中獲益。

《紅周刊》：美國正在面臨一場罕見的通脹和經濟衰退，對于美股市場，您目前的觀點是什么？

泰德·西德斯：美股市場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估值昂貴，今年我們做了調整，降低了部分成長股和科技股的配置比例。對我來說，美股是我的主戰場，我的大部分資金配置在這里。所以我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的分配策略，我需要做的是，在美股市場上尋找機會。

過去一段時間，價值投資經歷了一段低谷期，而且我確實認為，美國小盤股目前的估值非常低，或是增加投資的絕好機會。

我一直在進行價值股的投資，隨著這些股票的下跌，我不斷追加投資，而它們卻越跌越多。有時，你可能過早進入了一個領域，但這就是未來長期獲得收益的一個方法。

成為優秀基金經理的概率是1%

投資的藝術性源自天生，無法培養

《紅周刊》：作為資產配置者，您的日常工作是篩選優秀的基金經理。在您看來，資產配置者和基金經理之間是什么關系？

泰德·西德斯：我在耶魯大學為大衛工作時，首先學到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在全球范圍內投資不同資產，那么要讓各種資產都產生出色的回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可以采取的策略是，選出在各領域中做得最出色的行家，讓他們來代替管理資產。在過去的25年、30年里，我的很多投資都是這樣做的。

但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競技場，基金經理想獲得優秀的回報并不容易。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大概遇到過8000~10000名基金經理，我選擇了其中的200名。

可以說，我們都喜歡聰明人，從他們如何形成一套自己獨立的想法，到如何進行研究、如何構建自己的投資組合，再到如何管理風險，基金經理需要展現出豐富的經驗、良好的投資程序。

然后，我們還需要了解企業文化，確保企業文化能夠幫助基金經理走向成功。記錄完所有這些信息，真正的考察才剛剛開始，因為與基金產品相比，符合這些標準的基金經理要多得多。而最終的優勝者是關乎判斷力、品格、競爭力和驅動力等多方面因素的，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讓一個人的投資結構看起來比其他人的更好。

以沃倫·巴菲特為例，他惟一關心的就是投資。這樣的生活看起來非常不平衡。但這并不意味著我的生活也要如此不平衡。他有敏銳的洞察力，懂得企業經營的本質，并且，他能夠把各方因素有序地聯系起來，同時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不會因為市場上漲、下跌或橫盤就輕易改變自己的投資原則。當市場下跌的時候，他反而很高興，因為這意味著更容易找到便宜、低估的優質股票。此外，他不會因為市場上發生的事情而產生劇烈的情緒波動。綜上而言，這些就是較難定義的那部分的成功例子。

《紅周刊》：馬特·惠內雷在你的播客中說，“優秀的投資經理是罕見的，提前識別非常困難。”您的工作是從大量基金經理中篩選出優秀的人，選擇過程中，您最看重什么？

泰德·西德斯：在通常情況下，選擇基金經理要考慮許多方面，有些與個人有關，有些與機構或投資策略有關。在每一個方面都有一套標準，而且，不同的資產配置者也會有不同的標準。

不過我覺得，重要的地方在于，你需要一位能夠思考世界的基金經理，這意味著他需要擅長收集信息，或者處理信息的方式與其他人不同。而這些信息可能與市場結構或市場上正在發生的變化有關，也可能與公司的潛在發展有關。

每家機構獲取競爭優勢的方式不一樣，有些歷史方法在市場競爭中逐漸被淘汰了。所以過去幾年，我一直在思考機構如何做出出色的決策過程，而不在于哪些是優勢類型。作為一個機構，當基于所做的全部研究，他們是如何做出決策的？他們如何確保始終做出正確的決策？

對于基金經理來說，獲得成功的因素包括具有競爭性的自我驅動力、有獲勝的渴望和有努力拼搏的職業道德。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最終的決策。

舉個例子，我曾采訪過一位叫莎拉·塞繆爾的女士，她是NEPC公司的研究主管。NEPC是一家位于波士頓的咨詢公司，管理著1萬億美元的資產。他們為他們的基金經理創建了一份決策檢查表，其中大約包含280個指標。從這份檢查表可以看出，我們很難清楚說出如何正確做決策，因為280個指標中的某些可能會影響決策中的某一個細節，而另一些又會影響另外的細節。

《紅周刊》：280條指標很難全都說清，但失敗案例可以提供重要價值。在您的工作經歷中，曾見到過哪些典型問題，最終導致了失敗？

泰德·西德斯：在這280個指標中，很多地方都容易出現問題，在業績表現出色或非常糟糕的時候，往往最容易出現問題。

有些問題源自于基金經理的傲慢，他們并未意識到在自己的投資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他們對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能力過于自信。

有些問題源自于機構內部的變動，員工們相處得不好，有人離開，有新員工加入，處理不當會造成內部分歧。

有些問題源自于風險管理的缺失，當某一年的業績表現出色，基金經理們就決定去冒更大的風險。

有些可以從市場本質出發，資金會追逐出色的業績，包括業績高增的股票和收益率優秀的基金經理。資金規模的快速攀升，也是出現問題的一個源頭。

以今年的美股市場為例，很多經理承擔著科技股的巨大風險，部分原因是他們過去投資于這個領域。所以，“戰略是什么？如何構建投資組合？團隊如何共事？”這些指標非常復雜，有些例子能說明何時可能出現問題。

《紅周刊》：優秀的基金經理在性格上有什么共性嗎？

泰德·西德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投資文化，不是只有一種投資文化有效。有些只靠一名投資組合經理，如美國的潘興廣場資本管理公司，靈魂人物是比爾·阿克曼。他是投資組合經理，每個決策都由他來做，完全是一個人做主。在他背后，有一個支撐他做決策的了不起的研究團隊。

還有其他投資文化也很有效，如千禧年管理公司，這是美國的一家大型對沖基金，由兩三百名個人投資組合經理組成，所以，這家基金更加分散。

因此，我們不能說，“嗯，這種性格是正確的。”因為不存在所謂正確的性格，只是有一些性情更有利于獲得成功。

《紅周刊》：在如今年這樣的較差年景中，您會觀察基金經理的哪些素質？

泰德·西德斯：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這是紀律，也是性格。在形勢不穩定的時候，更要真正地堅持紀律。

《紅周刊》：在您看來，出色的基金經理是天生的嗎？

泰德·西德斯：投資是藝術和科學的結合，其中的科學部分可以加以訓練。例如，可以訓練員工如何分析財務報表，如何分析推動股價上漲的因素。也可以訓練員工理解如何構建投資組合，如何正確地等待機會。

投資的一部分屬于科學，還有很大一部分屬于藝術，我認為這極難訓練。人們確實可以學習一些學徒式的基本原理，但針對藝術部分展開訓練，難度很大。

最優秀的投資人也只有55%-60%的正確率

學會在面對困難時開懷大笑

《紅周刊》：您一直認為，隨著基金經理技能的增長，運氣會在結果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當您考察一個基金經理的時候，怎么區分他的好成績是來自實力還是運氣？

泰德·西德斯：邁克爾·莫布森是一位出色的戰略家，他說，“在一個游戲中，如果參與者能夠故意輸掉比賽的話，就可以判斷出他其他的勝利是源自于技術，而不是運氣。”

在投資游戲中，除非你只是為了獲取傭金不停地做交易，完全不考慮標的股票的收益，不然，你很難挑選出一堆一定會表現不佳的股票。所以，由于這個原因，投資中存在很多的運氣成分。

作為投資者，你能做的是使用數據，對業績記錄進行分解，了解是什么在驅動業績。舉個簡單例子，假如一位美國的基金經理，他持有的股票正趕超標普500指數的表現。那你可以提出問題，“挑選股票的范圍是什么？與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股票相同嗎？他是否持有行業偏見？他如何做買入決定？如何做賣出決定？等等。”你擁有的數據越多，就越容易對某人的技術做出貼切的評估。

《紅周刊》：就以巴菲特為例，他說自己中了卵巢彩票。他的成績更多來自于技能還是運氣呢？

泰德·西德斯：我認為，他顯然是靠技術。如果你回顧他早年的業績，會發現表現遠遠超過如今，因為他目前管理的資金規模太大了，規模越大，可投資的標的范圍就越窄，要跑贏市場也就越難。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過往數據，沃倫也是一個杰出的投資人，很多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購買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票，這只股票仍在持續地上漲。

《紅周刊》：您曾經說，投資要有幽默感，不能釋放緊張感覺的經理只能是曇花一現。怎么理解這句話？

泰德·西德斯：令人慚愧的是，即使是優秀的投資者，也只有55%或60%的時間是正確的。如果有人無法在另外40%或45%的時間——在困境時開懷大笑，那就太艱難了。投資里沒有成功的公式，人們需要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品格，渡過那些困難時期。

《紅周刊》：如何處理偏見？

泰德·西德斯：偏見可能來自于某種壓力。作為人類，我們大腦的運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做投資決策。

這是由史前時代的天性形成的。如果你看到一只老虎在灌木叢中準備撲向你，你最好趕緊逃跑，而不是走過去研究，試著判斷“那是不是老虎？”因為當你知道那是老虎時，你已經被吃掉了。

我們大腦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當我們聽見什么，我們就相信它是真的。這對野外生存很有幫助。但是，當你試著做出決定（如投資決定）時，就沒有太大用處了。

我們大腦的構造并不是真的有利于做出明智的決定。很多事情都與情緒的波動有關。有些事情讓你難受，你想盡快擺脫它，想盡快采取一些行動，但這很可能出于情緒的影響。所以，讓情緒平復下來，一段時間后，你就能做出明智的決定了。

《紅周刊》：給中國的基金經理們一些建議吧。

泰德·西德斯：我認為，長期投資是一項具有盈利價值的事，因此它吸引了一些對管理資金感興趣的人，而不是想要獲得巨大回報的人。

這兩個方向各有利弊，想要成為優秀的投資者，你需要像經營一門好生意一樣努力。對于喜歡分析企業和挑選股票的人來說，投資是個理想的職業，即便最后你沒有成為億萬富翁。

而對于一個擅長募資但其實不喜歡這項工作的人來說，他們可能無法取得成功。盡管這個職業可能會讓人變得富有。

我認為，人們應該努力追求真正喜歡的東西。投資很難，它不是體力上的艱難，而是要面對巨大的心理和繁重的學習挑戰。而且與許多其他職業相比，它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你可以做30年或40年，但這不代表30年后，你的投資成功率比30年前更高。

醫生、律師或老師等職業則不同，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會越做越好。所以，這可能使人覺得卑微沮喪。但對真正熱愛投資的人來說，很少有職業能夠如此有趣，并且可以有趣這么久。

《紅周刊》：您會一直做下去嗎？

泰德·西德斯：我告訴妻子我打算活到104歲。期間我可能會請一兩年假，我不確定。但我熱愛現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投資和采訪投資人士，我希望自己能堅持做下去。

（文中觀點僅代表嘉賓個人，不代表《紅周刊》立場，提及個股僅為舉例分析，不做買賣推薦。）

關鍵詞： 對話大衛史文森門徒泰德西德斯我一直在買入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