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1994年夏天，南非東北部城市約翰內斯堡，凱文·卡特（Kevin Carter）把自己關在汽車里，用尾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卡特是一位南非的攝影師。自殺的前一年，他拍攝了一張作品《饑餓的蘇丹》，次年，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這張照片畫面中，一個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禿鷹正在女孩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待獵食女孩。

作品得獎之后，在美國遭受巨大爭議，引發了輿論風暴，批評的聲音說，他這是站在小女孩尸體上領獎。

這是上個世紀，一場大規模的媒介暴力引發的人倫悲劇。而現在，我們也都或多或少有意識到，當前網絡社交媒體輿論場，也處在了一種日漸割裂局面之中。

每當有新的熱點事件出現，就會形成兩股極端的觀點。而這兩方鮮明的立場，都會脫離了討論事件和問題本身，并且，各自陣營都有非常濃烈、焦灼的情緒，不斷發酵、蔓延。

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日益成為社會的信息生產、傳播之地，語言暴力也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形成了大家深惡痛絕的網絡暴力。

網暴已經不再局限于社會的負面事件。它已經擴展到，熱點事件、重大活動、明星網紅、焦點人物等。

究竟網暴因何而來？有哪些特征？我們該如何界定“自由言論之批判”與“網絡語言之暴力”？又應該遵循怎樣的法律準則與道德標準？

面對這樣的有深刻社會背景、復雜處置難度的重大議題，作為平臺方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在處理網暴時，面臨哪些困境，該承擔什么責任？

01

治理網暴，就像是面對火山口

“預防和治理網暴，就像靠近一個即將或正在噴發的火山口，一不小心就會被熔漿吞噬變成火山灰。”一位頭部社交平臺安全產品經理對鈦媒體APP表示。

治理網暴時，就像火山爆發，要主動靠近它的火山口，一邊救助傷者，一邊告訴火山，你要冷靜，要理性。稍有不慎，自己也會被網暴成“火山灰”。

當前，網暴幾乎與每一期社會熱點事件緊密關聯。而災難和悲劇事件中，容易出現備受大家同情的受難者。而這些同情與憐憫，會轉化對某一方職責缺失的不滿與追問，甚至演變為網暴。

比如，在此前的“唐山事件”中，某平臺向鈦媒體APP透露了一組數據，事件之中，嫌犯一共有9名，但是，在各個平臺流傳的疑似施暴者的短視頻ID，則超過了200個，平臺上爆發的評論，在12個小時內，接近300萬條。

這里必然有被誤傷的用戶。甚至，當時有人調侃說，在當地30到40歲之間，身體壯碩，上身赤裸男子的短視頻賬號，都會被當作嫌疑人被翻了出來。

有時候，一些網暴來得莫名其妙。

某平臺負責內容治理的運營告訴鈦媒體APP，一些網暴發起和參與網暴用戶的心態是：

“5塊錢可以買到200條評論，罵罵人出出氣”；

“幾KB的罵人流量才多少錢”；

“每天晚上睡覺前，拿出手機，幾分鐘，對推送的女生照片，挨個罵一 遍，然后關機睡覺”……

這背后揭示的是，在開放的網絡生態里，發動網暴的成本如此之低，無論是時間還是經濟成本上。這導致了網暴很容易被引發，一旦發生，它在施暴者中的擴散，以及，對受害者的聚焦速度，非常驚人。

網暴從引發到發酵，過程迅速且猛烈。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情緒在被“煽動”后，迅速得到其他用戶的共情，進而蔓延。

這時，在事件中，呼吁理性、客觀思考的人，往往容易引發“二次網暴”。大量的負面宣泄內容的覆蓋下，準確、理性的信息容易被忽視，因而，網暴的發酵形成了一個負向循環。

而隨著互聯網產品的多樣性和連接性，網暴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多個平臺，互相流轉。在A平臺引發的網暴，可能很快就出現在了B、C、D平臺。很少再有一個網暴事件，會獨立出現在某單一平臺。

網暴開始了多平臺流轉，但在不同屬性的平臺，重點不同，這也是網暴的另一個新跡象——開始從針對當事人的網絡語言暴力，蔓延至其周邊的“人”和“物”。

舉個例子，在唐山事件中，鈦媒體APP觀察到，嫌犯所穿某品牌服裝，就在電商平臺評論區被網暴，甚至，該品牌的一位女主播，在直播間賣貨時，看見洶涌而來的負面評論，當場失聲痛哭。

02

被動“從眾性”：情緒和言論在放大且趨同

從發酵到消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咨詢專家、中國傳媒大學王四新教授發現，網絡暴力有七個關鍵節點：

網友或粉絲發難潛伏期，“道德審判”和攻擊，“道德審判和推脫”攻擊擴散和爆發，極端事件發生，第三方介入（主流媒體/網絡平臺），各方譴責，當事人或相關方回應。

王四新長期關注互聯網治理領域的政策和法律問題，參與過包括《網絡安全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法律、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大量涉及互聯網治理的規范性文件的立法論證、解讀等方面的工作。

王四新告訴鈦媒體APP，網絡暴力形成期，多位于輿情發酵、形成、上升和二次轉變后。

這是網暴事件中，暴力發生的路線，提示的是一種信息、符號傳播，向價值、道德判斷演進，并演化為暴力的流程。

之所以現在網絡的暴力行為愈演愈烈，王四新認為，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網暴成因具有主觀操控性：

首先，網絡隱匿性“成就”了網暴單向性。

施暴者可以隱藏現實身份，逃避法律等制裁。網絡弱化了網民對自身身份的認知，降低了發言者、傳播者的責任心。施暴者們掌握話語權，“群起而攻之”對于當事人通常是“單方面碾壓”。

其次，重點帳號為賺取流量不斷引導。

媒體類型多樣化發展，使得個別媒體常使用駭人驚聞的標題，以及，充滿爭議性的內容吸引流量，構成事件拐點。以推高流量，而非事實真相為出發點，為網絡暴力添一把柴。

再次，網民構成復雜容易失去理性思考。

超大規模的網民人數，使網絡環境更加復雜，網民對待相同信息反應也會不同。網民素養參差不齊，被信息洪流席卷并反復橫跳，大概率成為網絡暴力的幫手。

個體容易在多數人的沖擊下，投入所謂的“主流”觀點。失去理性思考之后，極易做出語言暴力行為。

一旦蔓延開來，網暴有著被動“從眾性”。

一方面，個體容易陷入沉默與趨同。當與網暴群體價值背離的意見發出，并受到攻擊后，人們為了避免成為眾矢之的，或放棄表達，或加入群體，網暴的聲音會，在不斷消除異己的過程中，壯大力量，引發輿論。公眾輿論更多條件下，是趨同行為。

而另一方面，群體化容易放大偏激情緒。施暴者聚集為群體后，網民遭受雙重壓力。群體外壓力，使世界只剩一種聲音，群體內壓力，讓個人與集體裹挾著向前，群體為個體壯膽，或群體內的個體迫于內部壓力，產生順從于群體的行為。

03

名人亦難逃：一種流量紅利的反噬

通常我們會認為，在網暴事件當中，對于普通人遭遇網暴，公眾會產生惻隱之心，認為這是無妄之災。

而對于公眾人物，很多人會也以為，這是可能是幕后的“炒作”，又有或者說，本身就是他就“恰”流量這碗飯的，在事件中，是屬于贏麻了的一方，不值得同情。

事實上，無論是素人，還是名人，都無法擺脫“網暴”的鞭笞。

今年易烊千璽因為輿論的壓力，主動放棄了國家話劇院編制一事，就是相對典型的案例。

對于知名藝人入職國家話劇院，當時有一種觀點是，易烊千璽等頭部藝人，能夠成功考取編制，背后一定是有張深不可測的“大網”，他一定是被“資本”選中的“太子”。他背后的資源，昭示的是普通人一輩子都難以企及，且無法突破的階層桎梏。

而這之后，通過一些未經證實，或者難以證實的文章和截圖，讓很多人愈發斷定“這事肯定不簡單”。

最終，易烊千璽以“投降”輿論的姿態，試圖平息事件風波。

這樣的行為，又讓另一個群體產生了極大的不安：如果認真考量易烊千璽的業務水平，以及多年在演藝圈的付出和成績，獲得進入國家話劇院的“演員”資格，不說綽綽有余，至少也是有資格的，為什么有會這種結局？

關于退出事件的本身，同樣爭議不斷，而其中原委和是非曲折，各有一套說辭，互不相讓。

或許真相是什么，難以辨別，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個現象出現了：在輿論漩渦面前，心理素質強大如頭部藝人，也難以自處，并且極其不安。

正如他在當時在微博中回應的那樣：

“事情發展的走向、所波及的范圍，確實超出了我個人能解釋清楚的范疇……龐雜的流言蜚語讓‘易烊千璽’逐漸變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樣’，無論作為公眾人物還是個體本身，這種“失真”都讓我感到巨大不安。……必須承認，有悖科學的、與家人相關的種種謠言讓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荒誕與恐懼，但我內心明白，那個被拼湊出來的‘易烊千璽’，不是過去與現在的我，更不會是將來的我。”

公眾人物享受了名氣和流量帶來的利益，是否應該對這些負面影響照單全收？

對此，一位負責某平臺生態運營人士告訴鈦媒體APP，一定要非常明確的區分，批評跟網暴之間的界限。

批評與謾罵是兩回事，如果上升到謾罵，則屬于是人身攻擊方面，無論明星還是普通人，都不太能接受攻擊的言論，“合理批評是可以的，但批評要甄別，是否帶有極端情緒色彩，是否是大批量出現，以及是否有人做跟風的現象。”

某頭部短視頻產品平臺治理負責人則對鈦媒體APP表示，暴力就是暴力，對于網暴，每個人的承受度，確實有些主觀性，有的人承受能力強一些，有的人則弱一點。但不能因為他承受能力強一點，他就應該承受更多暴力。

但同時他也承認，面對兩類群體，平臺進行治理的時候，確實很難去做區分，也許明星可能更容易招來大家的議論。

04

治理之難：“網暴”和“非網暴”邊界模糊

法律、標準、協同和能力，這四個方面的缺失，導致了中國治理網暴存在著諸多困境。

王四新認為，目前，行業內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立法層面尚存在一定空白。標準上也存在缺失，行業處置標準不統一，各平臺尺度不同，處置缺乏一定依據常被投訴，難以判別和準確處置。

當今，網暴從線上擴散到線下，需要網絡執法機構，和當地執法機構協同執法，相關系統和協同策略還不完善。而網暴治理過程中，同時涉及公開數據和私有數據，很難主動監測和分析受害者私人信息。

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上來看，網暴的一大特點，就是短時內、激烈的情緒迅速發酵，暴力的語言瞬間向單個目標聚焦、傾瀉。

無論是當事人，還是理性的旁觀者，都希望能夠這些內容快速被處理。

某平臺負責網暴治理項目的負責人告訴鈦媒體APP，如何區分用戶發出的內容，是合理的批評，還是不合理的網暴，如何精準處理不同類型的網暴行為和其背后的帳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于是，治理網暴的第一大難點出現了——“快速”與“精準”難以兼顧。

而治理之難另一個關鍵是，“網暴”和“非網暴”有時候難以嚴格區分。

再以“唐山事件”為例，事件發生12個小時內，在某平臺上，對于此事的評論，接近300萬條。如果這些評論全部依靠機器審核，可以分析其中大約200萬條，是否違反法律法規和平臺規則。

但是，還有兩種內容，是機器難以審核的：

其一，利用諧音、縮寫發布帶有挑釁、譏諷意味的言論或者P圖；

其二，介于批評與網暴之間的內容。這需要機器跟隨網絡語言的變遷，不斷“學習”。

一位產品經理告訴鈦媒體APP，在不同情景下，同一句話背后的意思，的確是難以區分。同樣一句否定或者不滿的話，一個人在日常隨口而出，與在群情激憤的時候說出來，呈現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又因為評論者與受眾之間的關系不同，同一句話，也會造成不同的影響。比如說，父母或者戀人之間，一些親昵的稱呼或者評論，與在親密社交圈層以外的惡語相向，給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不同的人物，對激烈語言的感受不同。網暴和非網暴的界限模糊，依托于受害者主觀感受，難以統一化辨別。而同樣是質疑的語言，數量和密度的差別，也會造成是否成為網暴的區分標準。

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用戶在評論區收到一條評論，“你這是自找的”，對方也許感覺到，這只是言語偏激了一些，可是，如果這一句類似的話，短短一個小時內，收到了1000多條，就有可能就變成了網絡暴力。

這讓平臺陷入了一個窘境：如果要啟動對用戶保護，是該在他收到的第1條，還是在第1000條，或者，是在第500條時，采取行動阻止？似乎很難去制定一個明確的數字標準。

而對于當下的熱點事件中，除了真假難辨的信息之外，外部信息的不斷反轉又反轉，網友的情緒也一直持續不斷變化，網暴的焦點和對象，也會因此不斷轉移。

一些網絡暴力是事實真相“遲到”造成的。很多熱點事件中，旁觀者容易被片面化的信息誤導，過度或錯誤解讀，在不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產生了語言暴力行為。

05

可行的方案：做到“法要責眾”

即便是存在諸多問題，互聯網平臺的出現，提供了難得的公共討論空間。一定程度上，輿論可以倒逼政務、司法與輿論的良性互動。

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國內互聯網飛速發展的對立面，是網絡平臺的治理與管控滯后。從最早的BBS時代，到圖文社交媒體時代，再到現在的短視頻和直播，網暴一直隨影而行。

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網暴是網絡社交生態中對他人合法權益的嚴重侵權行為。根據網暴的嚴重程度、性質和影響范圍不同，網暴行為涉及到網絡侵害人格權、侵害公民個人信息、尋釁滋事、誹謗等諸多方面。

網絡表達不應該沒有邊界。越過了邊界，就屬于一種侵權行為，就可能承擔法律責任。法律的規定和他人合法權利，就是重要邊界。

在判斷言論自由邊界問題時，既要考慮到話題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問題，也要考慮表達內容是否具有真實性，是否有主觀惡意的貶損，發布信息時是否盡到合理審核義務等。

從網絡治理實踐看，如何做到既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又可以保護好個體的個人信息權利？

朱巍告訴鈦媒體APP，至少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是，應依法確定個人信息發布者主體權限，比如，自我公開、司法公開、政府部門依職權公開的信息，這些個人信息公開屬于合法公開范圍。

二是，要遵循比例原則，比如防疫信息的公開，行蹤軌跡屬于必要信息，但當事人身份證號碼、姓名等就不屬于必要范圍，超范圍公開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三是，平臺設置投訴渠道，按照當事人要求，配合當事人對相關個人信息行使刪除權、更正權和查詢權。

平臺來在防控網暴治理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關鍵。

按照《互聯網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第6條第10款的規定，“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名譽、隱私和其他合法權益”，這些屬于違法信息范圍。

平臺對此類信息的處理，需要將《民法典》規定的“通知刪除”規則，配合違法信息定性進行處理，減少回應期限，提高采取措施的效率。

在主體責任方面，應該鼓勵平臺建立技術性與制度性措施，避免出現此類情況。

技術性措施指的是，在熱搜、榜單、推薦等領域，不能僅依靠流量和熱度為權重，配合建立人工干預制度，在技術上，完善對可能出現的網暴預警機制，做到提前干預和阻止。

在制度性措施中，鼓勵建立面向社會的舉報渠道、投訴渠道和維權渠道。對待熱點事件當事人、未成年人，以及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開啟特殊保護制度。

需要意識到，網絡暴力是非常嚴重的侵權行為，也可能構成包括尋釁滋事、誹謗、損害聲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經營等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

在法律面前，線上線下(行情300959,診股)都是一樣受到法律規制，行為人按照情節輕重等，都應承擔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的法律責任。

對網絡暴力的預防和制止，離不開平臺、網民、行業協會、司法系統等多方主體協調，只有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杜絕網暴愈演愈烈。

在網絡暴力形成的環節中，網民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侵害人。而對于網暴中所謂的“法不責眾”認知是錯誤的。

治理網暴，就是要做到“法要責眾”。網絡世界既不是供人發泄情緒的垃圾場，也不是沒有責任的法外之地。對于網暴的治理，以往都是傾向于事后處理，但往往亡羊補牢，為時已晚，網暴對當事人的傷害是非常巨大的。

行業協會等自律組織，應加強法律宣傳，提高包括網民、意見領袖、MCN等的網絡傳播素養。讓網民學法、懂法、用法，知道該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做到對網暴預防的未雨綢繆。

互聯網科技大公司，也需要在法律尚有空白的時期，承擔應有的責任。網絡暴力乃至網絡治理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方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的是全社會共同關注和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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