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奥密克戎席卷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世界第一大港口的超级城市进入全域静态化管理阶段。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另一面，上海企业也在面临着另一重考验：被中断的生产、被积压的仓储、被滞延的物流……当往日飞速运转的商业链条被陡然叫停，如常履行的合同被迫违约，上海企业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压力？

“如果再封二十多天，那就真的全完了！”

4月19日，上海全域静态化管理的第15天，也是王刚（化名）所在供应链管理公司业务暂停的第27天。因公司位于浦东新区，自3月23日起，王刚的公司就被封闭式管理，禁止任何人员进入。

上海解封日期始终未定，王刚公司的业务也无法正常开展，“我们出口的货物没有办法给客户签发提单，客户也没法付钱，国外也没法放货，物流就堵在那里……”

“目前发出的几班货轮还没到岗，如果以4月30号为解封日的话，那么我们受影响的货物大概有上百标准集装箱的量”，王刚粗略算了一笔账，一个集装箱平均货值约几十万，受影响货值最起码有两、三千万。

“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客人会跟我们打官司或者有纠纷”，眼见着上千万货值的货物无法顺利履约，王刚有些担心，“说白了就是国外是否认可中国的封闭条例为不可抗力？”

疫情之下，王刚所在公司的经历并非个例，疫情导致违约的人们大多有着同样的担忧：新冠疫情，究竟算不算“不可抗力”？

无法签发的提单

上海港，世界重要贸易口岸。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703.3万标准箱，已连续12年排名世界第一。

发达的对外贸易也催生了上万家进出口相关企业在上海扎根生长。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外贸行业蒙上阴影。眼下，部分位于上海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或正在因为一张“无法签发的提单”，面临严峻考验。

海运提单，国际计算中的一种最重要单据，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

通俗来讲，提单既是货物收据，又是物权凭证，同时也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因此提单原件也可以被视为海运贸易达成的最关键文件。

考虑到提单原件在对外贸易的重要程度，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供应链管理公司对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管理措施。

“一个公司的提单，代表着我们公司签发的货物凭证，按道理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公司放在私人手里”，在王刚的公司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的机制，其提单发放要经过三个部门审核。

“3月底临时性的封闭之后，公司不让我们去，（提单）也没人拿”，王刚有些无奈，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就算拿到纸质提单，如何把提单先后寄到上海的三个区，并送至客户手中也是个近乎无解的问题。

问题不止于此，因为事出突然，王刚所在公司的美元账户和人民币账户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前者受制于疫情无法线下交易，后者则因没有U盾，亦无法确认交易往来款项。

以上种种均导致了王刚公司手中的提单无法确认签发。而物流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提单无法签发，后续的付款、放货流程都无法正常进行。

与王刚面临同样问题的供应链管理商不在少数，一个担忧在业内弥漫——疫情导致的违约，究竟会不会为企业们带来诉讼风险？

外贸的“不可抗力之忧”

疫情三年间，因疫情导致合同违约的现象不胜枚举，而这类事件往往集中爆发在大规模封控之后。

广东信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齐卫国对老虎财经表示，从广州过去的经验来看，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当年三四月份大部分企业复工的同时，也是有关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违约的诉讼高发期。

随着上海疫情逐渐向好，一场正在酝酿中的诉讼浪潮或将到来。在此之前，有关疫情究竟属不属于不可抗力的问题亟待厘清。

在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看来，参考上海高院发布的规则，如果企业确实受到疫情影响，就有可能被视为不可抗力因素。

4月10日，上海高院修订完成了《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2022年版）》，其中提及，疫情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一般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

但从适用范围来看，上述规定仅限于内贸企业。多位业内人士均对老虎财经表示，对于外贸而言，有关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认定存在探讨空间。

“原则上讲，在国内新冠疫情是算作不可抗力的，国内的企业，只要尽到了及时通知，而且采取积极的措施去止损，防止损失扩大，那么这就是没问题的。”齐卫国表示，但“对国际这一部分就不能用不可抗力，就是说我什么责任都不能违约，风险不用承担了，这是不行的。”

外贸交易过程中，受合同签订细则、贸易国政策等因素影响，有关新冠疫情是否为“不可抗力”的认定情况更为五花八门。

“具体还是要看合同如何签订，国际上，有些国家没有把新冠疫情纳入不可抗力”，齐卫国补充道。

这一点在多位外贸从业人士处均得到证明。一位经历过2020年疫情封控的出口商对老虎财经表示，2020年时，的确存在部分国家不认可“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

据了解，国际贸易过程中，贸促会往往会充当第三方角色帮助国内企业出具英文版的疫情证明。“但国外认不认又是另一回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文件并没有很强的法律效力。”

在多位律师看来，现阶段，外贸行业的确存在合同违约导致的诉讼风险。“尊重各自权利，诉讼是难免的”，多位律师同时表示，具体问题还要视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只要尽可能举证“主观不想违约”，诉讼则有回旋空间。

“情势变更”的博弈

“2020年的时候，中国贸促会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对于国外国际货物这部分，原则上不把新冠疫情当成不可抗力的，”提及外贸相关规定，齐卫国表示，“但是可以当成一个合同法当中规定的，尤其是民法典当中明确提出有一叫‘情势变更’。”

这或为疫情影响下的外贸企业带来部分转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孙文在一篇文章指出，根据民法典规定，情势变更相比不可抗力，除了解除（合同）还有其他法律效果。

比如，发生情势变更后，民法典鼓励通过当事人通过交涉、调解等各种非诉讼途径找到理想解决方案。从这一角度来看，相较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有一层隐含的意义——更倾向于促成合同继续履行，而非强硬地解除合同、裁判赔偿等。

如今的外贸行业也的确存在此类操作的案例。

“虽然的确有部分客户不认可‘不可抗力’，但我们并没有吃到过官司”，一位从事钢铁出口的外贸人士向老虎财经表示，“因为他无论从全国哪个地方购买钢材，都运不过去。跟客户做一些让步，客户也都理解。”

外贸公司与物流供应链公司扮演的角色不同，面临的风险点也不尽相同。对于后者而言，一旦货物交付违约，位于国外的收货人或将向国内供应商索赔，而国内供应商又可能向物流方索赔。

对于此类事件，齐卫国表示，如果收货人所在国家不认可疫情属于不可抗力，那么出口商的确会面临赔付风险，“不过一般而言，只要出口商尽力举证，赔付金额不会很多，可能就是延期的费用。”

至于出口商与供应链管理商之间，齐卫国认为则需视二者签订合同时适用的条款而定。“如果是国内条款，那么肯定是可以被视为不可抗力，不用担责；如果是适用国外条款，那么就考虑情势变更。肯定要担责，但更多取决于双方的商议，金额也不会很大。”

不可抗力认定之辩

外贸行业面临的问题是上海企业的缩影，疫情之下，“不可抗力”成为企业现阶段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有关不可抗力的认定并非“非此即彼”，随着上海疫情管控政策逐步发生变化，“不可抗力”的认定也愈发复杂。

从广州的司法实践或可窥其一角。疫情发生以来，在广州工作的齐卫国经手了数起因疫情导致不可抗力的案件。

2020年3、4月份，全国复工复产，广州有关疫情导致“不可抗力”的相关案件量激增。

“比如说火车站附近的一些批发市场，因为不能开门，两三个月时间租户不能营业，这块是很大的（纠纷量）。”据齐卫国回忆，“但真正经过司法的不多，大多数还是双方同意给合同一些延期空间，基本上把危机都度过去了。”

2021年6月，广州疫情再次反复，情况却发生变化。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主张以新冠疫情不可抗力这种，原则上是法院是不支持的。因为从2020年4月末之后，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如果在广州地区再主张新冠疫情不可抗力的这种情况下，法院原则上是不支持，因为没有到那种（封城）的程度。”

在齐卫国看来，上海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不同的区域影响程度不一样，双方承担的过错比例，还有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程度，还要具体具体分析。

“上海早期采用浦东、浦西分别封控，这一阶段主张不可抗力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到了4月初，上海管控最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可抗力了；但是如果说今天有消息称上海有一部分工厂已经复工了，再主张不可抗力不能生产，不能发货，可能又不行了。”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已有多家位于上海的上市公司部分恢复经营。据泰坦科技(行情688133,诊股)消息，4月18日起，泰坦科技上海仓18万SKU现货库存恢复发货（部分危险化学品除外）。由于疫情影响，外地客户货期可能比正常情况延长1~2天，上海客户将不受影响，由公司自有物流配送。目的地受疫情管控区域暂时不能发货。

另外，据悉上汽等企业已就复工复产展开压力测试，复工复产已在进程中。

除了企业端的形势变化，上海各区域的管控政策也是“不可抗力”认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齐卫国举例称，如果是封控区，管控最为严厉，企业根本无法展开经营，原则上或可视为不可抗力。但如果是其他区域，“假设是影院，已经一部分员工可以在办公室办公，即使不能开展线下观影，其仍然不适用于不可抗力原则。”

从某种程度上看，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企业主张不可抗力的诉求也愈加困难。

不过，多位法律界人士都表达了类似观点，一般而言，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典，主流观点都是尽可能保证合同的继续履行。

“一般法院不会支持强硬地解除合同、索求赔偿。疫情之后，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也是修复修复经济的保障之一。”齐卫国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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