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首案，在引起投資圈“地震”的同時，其“余波”亦傳導至保險行業。5月25日，北京商報記者獲悉，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首案一審判決落定。其中，原告認為被告業績數據虛假造成其重大投資損失，亦引發保險業關于此類情況“能不能保?怎么保?”的聯想與疑問，將“董責險”再次拉回大眾視野。而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年內董責險投保量激增至153例，近乎翻倍。

董責險投保企業數量暴增的背后，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推波助瀾”?業內人士認為，瑞幸咖啡造假案中帶來的“董責險”普及推廣以及新證券法的實施，均帶來了董責險投保企業的暴增。

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首案落定

近日，就在全國投資者保護宣傳日前夕，上海金融法院公開宣判原告魏某等315名投資者與被告上海飛樂音響(600651,股吧)股份有限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一案。根據一審判決，被告應向原告支付投資損失賠償款共計1.23億余元，人均獲賠39萬余元。

據悉，此前2019年11月，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飛樂音響因項目確認收入不符合條件，導致2017年半年度報告、三季度報告收入、利潤虛增及相應業績預增公告不準確。原告認為，被告上述虛假陳述行為造成其重大投資損失，故起訴要求被告賠償損失。

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首案一審判決的落定，引發了關于此案件是否在董責險承保范圍之內的討論。安聯保險AGCS金融險部高級核保員?李鈺分析認為，上述案件的確屬于董責險保障范圍內，但其是否能夠得到理賠，需要根據該公司購買的董責險保單的具體條款條件才能確定。

所謂董責險，一般是保障公司董監高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因為不當行為導致的第三方遭受經濟損失，從而依法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據悉，董責險一般會覆蓋的“不當行為”包括：發表誤導性信息、不實信息，信息披露錯誤或者不充分。

首都經貿大學保險系副主任李文中則介紹稱，目前國內保險公司提供的董責險的保障范圍不完全相同，有的董責險產品只向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提供保障，不向高管任職的公司提供保障;有的董責險產品在向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提供保障的同時也向其任職的公司提供保障。如果是前者，對此案件就不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如果是后者就很可能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此外，李文中還補充稱，有的保險公司董責險產品還將被保險人擴展到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任職的公司、繼承人、配偶等。

而對于董責險的責任免除情形，李文中大致歸類為：被保險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為、不誠實行為、重大過失行為;與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職無關的索賠及損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因履職受到的行政處罰或因負刑事法律責任而遭受的損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與任職公司因勞動糾紛而產生的索賠與損失;不符合保險合同約定保障期限條件的索賠及損失。

年內董責險投保數翻倍暴增

年初至今，董責險投保數暴增，熱度堪稱“水漲船高”。

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公司投保董責險情況發現，截至5月26日，上交所、深交所各上市險企董責險投保、擬投保公告達153份，相較去年同期的74份同比大增106.76%。其中，今年4月達到單月董責險投保高峰，投保及擬投保董責險公告高達90份，同比大增50%。

對于近年董責險投保量暴增，李文中分析認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證券法》修訂之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管因履職過錯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更大，面臨的賠償責任風險增加。同時，一些上市公司因信披違規而被索賠案件的宣判，也發揮了風險教育的效果。

此外，往年董責險認知度低、投保率低的“低基數”，亦可能是近年其投保數暴增的原因之一。

“以前董責險投保率太低，投保企業非常少。去年瑞信咖啡造假案件，使得董責險進入了公眾視野。在去年之前，董責險在國內上市公司的覆蓋率非常低，有經紀公司統計不超過10%。但今年，隨著投保率的增加，我們預計董責險覆蓋率會上升。”李鈺指出，發達國家比較成熟的市場，董責險覆蓋率超過了90%，我國與其差距依然很大。

華泰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安達事業部金融責任險總監周一芳亦認為，今年董責險持續升溫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企業對監管環境趨嚴和風險轉移的認識不斷提升，國內有關證券違規嚴查的案子也不斷涌現，令企業在檢視自身內控管治的同時，也愿意尋求通過商業保險的方式來提高企業的補償機制。從保單承保數據來看，今年董責險的承保數量較去年增加的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很多企業經過去年一年對董責險產品的了解后，加快了投保決策流程，最終在今年確定購買該產品。

而對于董責險未來發展，李鈺樂觀預計：“也可以說，董責險在國內市場未來增長潛力很大，考慮到現在的覆蓋率比較低，訴訟案件數量增加，董責險的投保率和費率水平有比較大的上升空間。”

董責險并非違法企業“救命稻草”

根據董責險免責條款，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董責險在董監高人員行為不當而被追究其個人賠償責任時發揮作用，其中不包括惡意、違背忠誠義務、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虛假或誤導性陳述、違反法律的行為。那么，險企如何辨別董監高人員的惡意與否、故意與否，從而判斷是否理賠?

長安責任保險相關負責人便表示：“對于索賠案件中當事人違法行為性質的認定，我們更多依賴于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書和法院的裁判文書或者仲裁機構的裁決書，之后結合最終的實際情況或者引進第三方服務機構進行綜合判定。”

對于董責險中最大的逆選擇風險來源，如董事及高管在履職過程中發生某種未來很可能引起索賠的行為之后，積極向保險公司投保，險企又應如何應對?李文中認為，要盡可能規避這種逆向選擇，保險公司一方面需要嚴格所把控追溯期，另一方面必要時可對投保時該公司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索賠案件進行調查，將其記錄在案列入免責范圍。

華泰財險安達事業部金融責任險總監周一芳亦指出，逆選擇風險的篩選對保險公司核保團隊提出較高要求，除了要對投保企業的經營業績和股價表現等量化指標進行評估以外，還需重視企業經營歷史、組織架構、管理團隊資歷、業務布局等軟實力表現，更需關注企業在合規性和行業口碑方面的情況，來綜合評估企業的整體基本面。

“企業投保時是否存在逆選擇風險，很難一概而論，也無統一評價標準，但保險公司仍希望與企業的充分溝通來提高投保質量，減少投保主體和險企間的理賠矛盾，讓董責險的補償功能用在真正需要董責險來轉移管理疏忽風險的企業之上，而非成為違法企業的救命稻草。”周一芳如是強調。

北京商報記者 陳婷婷 周菡怡

關鍵詞： 君康人壽 保險行業 董責險 證券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