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餓了么外賣員送餐時猝死一事備受關注。43歲的韓某偉倒在了送外賣的路上，再也沒有醒來。意外發生后，韓某偉家屬聯系餓了么，卻被告知該外賣員與平臺“不存在勞動關系”，平臺出于人道主義可以支付2000元。與此同時，該外賣員能獲得保險賠償也僅有3萬元。

1月8日，餓了么公開回應稱，針對意外事故，平臺深感痛心。“當下眾包騎士的保險結構不盡合理，承保金額也依然有所不足，目前已與各方緊急商談，推動改進保障提升和結構優化事宜，將保額提至60萬元。在新的保險規則實施前，平臺將提供撫恤金。本次事件中的60萬元撫恤金將在本周內交付騎手家屬。”

1月9日，餓了么相關人士對《財經》E法進一步表示，韓某偉為眾包騎手，屬于兼職從業。眾包騎手的安全保障由人力資源商負責，人力資源商在選擇保險產品時，考慮到猝死的發生概率不高，所以選擇了猝死賠付單列的保險產品。餓了么在事發后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也認為這一保險結構不夠合理，正在優化中。

騎手的安全保障問題，已是外賣業無法回避的行業困境。據《財經》E法了解，目前平臺與外賣員之間大多不存在勞動關系，騎手在工作中出現意外后，以工傷保險為代表的職業傷害保障在解決時遭遇“瓶頸”。雖然廣東、江蘇等地已紛紛推出一些政策，意圖解決此問題，但依然存在諸多不足。

有關專家對《財經》E法表示，應當推動建立外賣騎手等新業態就業人群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具體可包括將職業傷害保險強制化，探索實行平臺企業和從業者按比例承擔保費等措施。

外賣業務普遍外包

2020年12月21日，43歲的韓某偉一共接了36個外賣配送訂單，在送第33單時，他卻倒下了。事發后，經過警方的現場勘察、尸體檢驗，最終確定他系猝死。他的家人選擇了把他帶回山西老家安葬。

事發后，餓了么公開稱，平臺與韓某偉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只能給2000元人道主義救助，其余理賠將由保險來兌付。

餓了么所說的保險，是指外賣員每天繳納3元作為當天的保險費。保險種類為旅行人身意外傷害險。韓某偉發生意外當天的電子保單顯示，其保費為1.06元，保險期為1天，即自2020年12月21日9時起至12月21日23時止，猝死身故的保險金為3萬元。

公眾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何保險金如此之低?這與當下眾包騎手的保險結構有關。如餓了么在前述回應中所稱，在目前的眾包服務合約中，眾包騎士每天跑單前會向餓了么繳納3元服務費，餓了么平臺會再支付一部分費與騎手的保費用共同交給騎手所服務的人力資源商，委托其為眾包騎士提供勞動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服務，包括為騎士投保意外險。

據《財經》E法了解，目前美團、餓了么兩大外賣平臺都將配送業務外包。以江蘇某地為例，餓了么與A公司簽訂城市代理合作協議，授權其使用“餓了么”品牌及產品在合作區域經營網上訂餐和配送業務。A公司在授權范圍內負責“餓了么”業務的市場拓展、品牌推廣、網上訂餐和配送服務。A公司負責招募外賣員。餓了么與A公司員工不存在勞動、勞務或雇傭關系，A公司員工在工作期間出現事故，造成人身、財產損失，相關責任及損失由A公司承擔。美團的外包模式與此類似。

廣州大學法學院講師肖平輝曾受全國政協邀請，參加了“完善外賣行業食品安全監管”調研會議。他告訴《財經》E法，按現行的模式，外賣平臺派單，外賣員自由接單，外賣平臺從中抽成，起到的是撮合交易，屬于中介性質，不符合《勞動法》所確定的勞動關系，雙方應屬于合作關系。在這一情況下，外賣員在送外賣過程中發生猝死，很難被認定為工傷。

然而在現實中，外賣騎手為了多掙錢選擇多接單，同時根據平臺規則，如果不能準時配送，騎手要面臨處罰。因此，騎手過度勞累、行車過快引發交通事故等事件時有發生。一旦發生意外，雖然有前述商業保險作為保障，但很難根本解決問題。

平臺與外賣員究竟是何關系？

雖然平臺設法規避勞動關系方面的責任，但騎手發生意外后，外賣平臺真的沒有責任嗎?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常務理事、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梁楓表示，對于外賣平臺的責任，目前司法實踐中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裁判結果：第一種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或勞務關系，平臺企業無須承擔賠償責任;第二種認定雙方存在勞務關系，平臺企業須承擔雇主賠償責任。無論哪種裁判觀點，缺憾之處在于，不管法院如何認定雙方的法律關系，都難免會對從業者或者平臺企業造成較大的經濟負擔。

《財經》E法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各地法院在判決中，大部分認定外賣平臺方與外賣員不存在勞動關系。甚至有一些外包公司雖然招募了外賣員，并對其進行培訓、日常管理，但因雙方并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因此否認與外賣員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在江蘇姜堰的兩起案件中，俞某、黃某均為餓了么外賣員，兩人在2016年6月、2017年9月先后在餓了么注冊成為外賣騎手。姜堰地區的餓了么配送由徐州匯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徐州匯展”)承包，徐州匯展負責對外賣員進行日常管理、培訓、考勤及發放工資。2018年1月、2018年5月，兩人在配送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隨即要求徐州匯展承擔工傷責任。但工傷認定部門告知，需要兩人先行確認是否與徐州匯展存在勞動關系。由于勞動仲裁部門在規定期限內沒有作出裁決，兩人先后向法院提起訴訟。

在訴訟中，徐州匯展表示，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同時，在法律適用及司法實踐中，外賣員并不接受平臺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的管理和約束，不進行考勤，自備交通工具，根據客戶的要求送完配餐即完成工作，與平臺公司屬于承攬關系。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徐州匯展作為姜堰區域內餓了么外賣平臺運營商，在該區域設立站點招募外賣騎手，俞某、黃某通過“姜堰餓了么配送站”授權進入后臺下載APP注冊“餓了么”，成為外賣騎手從事外賣送餐服務。兩人的勞動行為已經發生。雖然外賣騎手可以自主接單，自主決定使用何種交通工具，亦無嚴格意義上的考勤。但兩人一旦接單，便須按照徐州匯展的要求統一著裝，送餐時間、送餐流程、規范用語等均受徐州匯展制定的獎懲制度的約束和管理，騎手因故不能接單需向站點負責人請假報備。同時，外界對于兩人的服務亦有相應的評價機制，說明兩人與徐州匯展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法院同時指出，在“互聯網+”共享經濟新業態下，保護共享經濟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和促進共享經濟健康發展同等重要。由于外賣騎手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發生的是一種特殊的勞動關系。因此，司法實踐中，在法律、法規和相關規章未作明確規定的情形下，勞動者權益應適用有限保護，這種特殊勞動關系項下權益當前應限于工傷保險待遇，而不涉及其他權益。

徐州匯展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了上訴。2020年11月20日，二審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了徐州匯展的上訴，維持原判。

建立新業態的職業傷害保障制度

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新興職業所代表的是新業態，這已獲得制度層面的認可。新業態所對應的必然是新型的勞動關系。

梁楓對《財經》E法表示，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催生了用工的新形態。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根據自己的興趣、技能、時間和資源，以彈性就業者的身份參與到各種共享經濟活動中。但由此發生勞動爭議的概率和風險越來越大。

2020年3月，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20)》顯示，2019年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3.29萬億元，生活服務、生產能力、知識技能三個領域共享經濟交易規模位居前三，分別為1.73萬億元、9205億元和3063億元。

那么，新業態下的勞動者該如何享受勞動安全保障呢?

梁楓表示，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工傷保險費只能由用人單位繳納，也只能為職工繳納，外賣員等新業態就業人群由于不屬于職工，平臺企業也不屬于用人單位，雙方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勞動關系，因而這些人群很難被納入到工傷保險的范圍內。即使將這些新業態就業人群納入工傷保險體系內，工傷認定和賠付必須滿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這三個條件，而新業態就業人群的靈活工作形式，使得判斷其是否為工傷時，存在調查取證難、認定難的現實困境。

《財經》E法注意到，一些地方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嘗試解決問題。近日，廣東省人社廳等部門發布《關于單位從業的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勞動者等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辦法》，這一新政規定，新業態從業人員通過互聯網平臺注冊并接單，提供網約車、外賣或快遞等勞務的，其所在平臺企業可自愿為未建立勞動關系的新業態從業人員單項參加工傷保險、繳納工傷保險費，其參保人員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肖平輝對《財經》E法表示，這一做法會增加平臺的運營成本，所以只能設立為自愿性參與。比較可行的是，平臺從社會責任出發，攜手政府共同來推動解決新業態從業者的工傷問題。

不同于廣東，江蘇吳江、太倉采用了政府主導，商業保險公司運作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職業傷害保障，這一模式并非是將自由職業者納入到工傷保險中，而是單成體系，稱為“工傷保障”，屬于商業保險的一種。

有觀點認為，商業保險也需要自愿投保，但新業態就業人群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風險意識較差，缺乏較強的社會保險意識，會導致參保率不高。此外，政府僅就參保范圍、保費、職業傷害確認、保險待遇等事項作出具體規定，并對參保人員給予財政補貼。具體參保則完全交由從業者和保險公司自由選擇，政府主導作用并不顯著。

在梁楓看來，應當建立新業態就業人群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和體系，以最大限度減輕從業者和平臺企業的風險，有效控制從業者和平臺企業為職業傷害支出的成本。

具體措施可包括：將職業傷害保障保障制度作為工傷保險體系的補充，其覆蓋對象應包括所有無穩定勞動關系的新業態就業人員及靈活就業人員，符合這一條件的從業者均應當參保，不設置職業、收入、戶籍、身體狀況等門檻。

梁楓認為，應加強政府主導，實現職業傷害保險強制化;同時，平臺企業在職業傷害保障體系中應承擔的責任應當進一步明晰;另外，建立職業傷害保障體系，明確保障范圍。文 | 《財經》(博客,微博)E法 張劍

關鍵詞： 外賣騎手